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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學史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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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代文學史料是回歸文學現場,揭開歷史真相的鑰匙和路徑。重視現代文學史料工作必須重視現代文學史料真假的鑒別和史料價值的判斷,在此前提和基礎上要對現代文學史料善加保管和利用。在實際工作中要區分現代文學史料原始形態的真實性和現代文學史料內容的真實性,對現代文學第二手史料也應當加以重視。

關鍵詞:現代文學;史料;價值;鑒別;利用
一、現代文學史料的重要價值
現代文學史料,是與現代文學事件、人物、活動等直接相關或有某種聯系,在現代歷史過程中遺存下來的,能夠幫助后人認識、解釋、重構現代文學歷史的資料或實物。它既有當時的文字資料,如當時的書報期刊、信件和文件等,也有一些實物,如作家等使用的生活資料或歷史事件遺跡,同時當事人或相關人員后來回憶的一些回憶錄、調查報告也包含在內。現代文學史料是現代文學史編撰的基礎,沒有完整、翔實的現代文學史料作支撐,任何現代文學史的書寫都只是編寫者的主觀臆測,就如空中樓閣、海市蜃樓,經不起仔細推敲和考證。現代文學史料是我們撥開歷史迷霧,回歸現代文學歷史現場,揭開歷史真相的鑰匙和路徑。
現代文學史料的重要價值再怎么說也不過分。如冰心丈夫吳文藻在燕京大學的任職情況常被人誤傳,早在1942年王森然《冰心女士評傳》》中就有“適燕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吳文藻博士”一句,認為冰心丈夫吳文藻是“法學院院長”。而據現代文學史料學者張先飛教授考證,吳文藻并沒有擔任過燕京大學法學院院長一職,他在燕京大學工作時,曾在1933年短暫擔任過文學院代理院長,后在1935、1937年擔任過社會學系主任。這些都清楚地記錄在當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編的年刊《社會學界》(1927―1938)上,依據這樣令人信服的原始史料,吳文藻在燕京大學的工作經歷才能不被后人曲解和誤傳,從而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了對作家冰心的研究[1]。

對于那些已經有歷史定位的現代文學史料,我們要善加保管和利用,對于那些現代文學史料價值和意義一時難以確定的原始材料,也應該做好標記,先行妥善保管,待有條件時再重新進行審核鑒別,不能扔在一邊不管不問,更不能隨意處置或者丟棄,因為這里面或許會有重大的史料價值。毛澤東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一詩原稿,就是被其秘書田家英從廢紙簍里撿回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葉永烈《毛澤東和他的秘書們》一書記載:1963年,在為毛澤東編輯《毛主席詩詞》一書時,田家英拿出一首詩《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毛澤東看畢,哈哈大笑:“嗬,我還寫過這么一首詩!寫得還可以,收進去吧。”原來,1949年4月,當時已經由西柏坡遷至北平香山的毛澤東,得知解放南京的喜訊,欣然命筆,寫下一首七律。大抵寫畢又不甚滿意,揉成了一團。幸虧田家英細心,保留了毛澤東的手稿。自從《毛主席詩詞》印出,這首七律廣為流傳,膾炙人口。[2]如果沒有秘書田家英的史料意識和重視史料價值的思想,今天我們就看不到毛澤東的這首《七律》,不僅現代文學史上少了這樣一首大氣磅礴、結構精制的詩作,對作為詩人的毛澤東的研究也會缺少一份重要的史料。曹禺著名劇作《雷雨》的首演,學界一般認為是中國留日學生1935年4月27―29日以中華話劇同好會的名義在東京神田一橋講堂舉行的公演[3]。

但研究者劉克蔚通過查找史料進行考證,提出《雷雨》首演不是在日本東京,而是于“1934年12月2日在浙江省上虞縣的春暉中學”[4]。但學界對此論斷和相關史料并沒給予重視。另一研究者劉家思在對已有史料進行認真研究的基礎上,又多方尋找其他相關史料,從當時報紙刊登的演出新聞,到當年春暉學校留存的畢業生名單和現今仍健在的當事人等處入手,拓展史料研究范圍,終于發掘出有說服力的真實史料,可謂“人證”“物證”俱全,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雷雨》首演確實如劉克蔚所說是在“春暉中學”[4]。這為糾正以往現代文學史在《雷雨》首演上的錯誤和偏頗提供了重要史料基礎。
二、重視鑒別現代文學史料的真偽
鑒別史料的真偽是文學史料整理工作的第一步,對于現代文學史料來說自然也不例外。面對浩如煙海的現代文學史料,什么是“真品”,什么是“贗品”,需要史料工作人員睜開他的“慧眼”、小心甄別。若稍不留神,可能就會魚目混雜,良莠不分,讓“假的”成了“真的”,這會給以后的史料整理、匯編、存檔、使用等帶來不可估量的困難。有鑒于此,史料工作人員必須具備完善的專業知識、系統的理論素養和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一些史料的真偽在沒有鑒別之前,不能輕易使用,否則張冠李戴,誤導他人,更有甚者,可能造成混淆黑白、顛倒歷史的惡劣影響。王世儒《對李大釗〈致劉震東便條〉的幾點質疑———兼評〈李大釗先生傳〉一書的史料真實性問題》一文給史料工作者敲響了警鐘,也引發了現代文學研究人員的深思。正如該文作者王世儒所說,《致劉震東便條》雖然“系過錄于中國革命博物館所藏歷史檔案的李大釗卷宗之內,自然可以看作是與李大釗史事有關的一篇文獻。但是由于這一《便條》的署名是英文拼音LaoTingLi,一時尚不清楚是否為李大釗的又一別署,只得暫付存疑,有待考證之后,再作定論”[5]。

但是,在便條的真偽鑒別和定論沒有出現之前,河北教育出版社在1999年編輯出版《李大釗全集》時,這一《便條》“已被以李大釗《致劉震東》為題,作為李大釗的信札之一,收錄到《李大釗全集》書中了,而且也未說明必須收錄的理由”[5]。該文又談到張次溪編寫的《李大釗先生傳》一書中,卻有“所謂英文拼音LaoTingLi即是李大釗的署名,以及關于李大釗《致劉震東便條》始末由來的記述”[5]。盡管此書出版較早,是在1951年由北京宣文書店出版的,但其記述經認真閱讀,內容要么語焉不詳,要么自相矛盾,更讓人吃驚的是,和已有相關史料比對,《李大釗先生傳》書中一些敘述竟然不顧歷史真實,完全是憑空杜撰,如該書編寫者張次溪繪聲繪色敘述的李大釗在北京被軍閥特務拘捕、審訊的情節事實上根本不可能發生,因為在那個時間段,李大釗正在蘇聯,正如王世儒所說“歷史事實確鑿證明,1924年5月至11月期間,李大釗身在蘇聯,中間從未回國”[5]。所以,對此便條真偽和其來龍去脈,仍然有待史料工作者繼續尋找史料,方能解開歷史之謎。
三、兩個概念:“現代文學史料原始形態的真實性”和“現代文學史料內容的真實性”
廣東省檔案局朱榮基《對檔案史料真實性問題的我見》一文對現代文學史料工作者很有啟發和鑒別意義。他將人們一般意識中“檔案的真實性”,細分為“檔案的真實性”和“檔案內容的真實性”兩個概念,并進行了比較,認為“檔案是客觀歷史活動的產物,它不是人們在立檔之后主觀臆造的東西。因此,它本身的客觀性是確鑿無疑的”。“檔案的真實性”,就是指檔案最原始地記錄了檔案形成者歷史活動客觀過程的這種性質。而“檔案內容的真實性”則是“檔案形成者對于歷史事實的態度,也就是檔案的內容對于歷史事實的記載和解釋是否符合、能否正確反映當時現實的真相”。“作為檔案形成者的原始記錄,檔案的客觀存在,是真實的;但是,即使是原始記錄,其內容對歷史事實真相的反映,卻是有真有偽。簡言之,‘檔案的真實性’,是指原始記錄的客觀實在性;‘檔案內容的真實性’,是指反映歷史事實真相的真偽性。”[6]這篇文字有力地廓清了人們對檔案的一些錯誤認識,從而推動了檔案理論建設和檔案工作實踐的開展。現代文學史料的主要形態,也是以檔案的形式保存下來。作為現代文學史料工作者,也可以借鑒這種兩分法。將現代文學史料真實性分為“現代文學史料原始形態的真實性”和“現代文學史料內容的真實性”。現代文學史料中的文字資料和實物,只要是真正的“歷史遺存”和“原始形態”,都被認為具有“真實性”,但這種史料內容是否和歷史現場相符合,是否與歷史真相一致,則要結合其他史料進行認真的鑒別和考證。因為即使是當時的歷史文獻和資料,由于記錄人或撰寫者或當事人本身的原因(或對當時客觀事實不清楚,或為了某種目的有意或被迫隱埋、歪曲歷史真相),也可能使得歷史文獻、史料中的內容虛假、不真實。這就需要后人小心求證,認真甄別,不可以被這些內容中不真實的史料蒙蔽了雙眼。

作家師陀在1943年3月曾寫了一篇通訊《華寨村的來信》,文章中有“……今且行矣。江南秋老,夫復何言”等語,表面上看是記錄其在河南老家鄉村間苦悶心境的文字,其實這篇通訊是師陀為了能在上海落腳,躲避敵人的搜捕,而有意制造的“煙霧彈”,給敵人一種自己已經離開上海、回了老家的錯覺[7]。如果現代文學史料工作者不去追根究底,不向作家本人考證,是不會發掘出這一歷史真相的。
四、運用現代文學史料應注意的問題
在鑒別現代文學史料真偽的前提下,在去除“偽史料”的基礎上,對真正的現代文學史料的運用要謹慎。史料工作者和研究者容易犯的錯誤,第一是夸大其辭,將史料在佐證某一歷史現象和事實時的作用夸大,或用較少的史料,甚至以孤證去說明問題,從而讓史料顯得“力不從心”。梁啟超曾贊揚顧炎武,說其“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后自表其所言”[8]。此贊語應該成為現代文學學人和史料研究者的座右銘。學者黃平認為關于“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和“新時期文學”關系的最早論述出現在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中,他說“在十一大報告中發現‘新時期’第一次出現,最早的不是徐慶全。其實并不是什么生僻的材料,就在洪子誠1999年第一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這是筆者所見在當代文學研究范圍內,對于‘十一大’與‘新時期’的最早論述,也沉淀為當下學界對于‘新時期文學’的‘常識’”[9]。而蔣守謙卻用自己早在1995年5月20日發表在《作家報》上的《“新時期文學”話語溯源》一文中對“十一大”與“新時期”關系的論述來進行反駁[10],孰是孰非,不言自明。第二是對第二手史料重視不夠。對于和歷史事件、現場、人物、活動等直接相關的史料,常被認為是第一手史料;反之,與其聯系并不緊密,只有間接關系,或僅有某種牽連的史料,常被稱為第二手史料。

人們往往重視第一手史料,而對第二手史料卻不夠重視。由于歷史的原因,如戰亂、自然災害、人為破壞等原因,再加上現代文學史料大多是以紙張為介質的,許多人物、事件、活動等的第一手史料不足或嚴重缺乏或已經消失,在這種情況下,對第二手史料的利用就顯得非常重要?;剮枰得韉氖?,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它們的分類標準也是相對的,需要根據具體環境、具體情況、具體條件進行分析。在一種情況下是第二手史料,在另一種情況下就可能變為第一手史料。只要能夠還原歷史現場,揭示歷史真相,任何史料都是極有價值的,因此不應該厚此薄彼。“文學史敘述的主要任務,是使過去的歷史得以復活。”[11]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不管第一手史料還是第二手史料,只要能“勝其任”,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者,都應該一視同仁,不分輕重。
參考文獻:
[1]張先飛.王森然《冰心女士評傳》考釋及其他[J].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11):170-181.
作者:張紀州 單位:河南大學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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